“捷徑治污”甚至“假裝治污”，形式五花八門，包括不惜增加水洗保潔次數、采取雜物堵塞排污口、設立擋水墻等臨時性措施，更有地方膽大妄為地直接編造會議紀要和工作臺賬。而部分地市空氣質量下降，理應為“不合格”的考核結果，亦被堂而皇之評為“良好”或“合格”。這些招數觸目驚心，卻也屢見不鮮——前兩年，還有某地為空氣監測儀“戴口罩”這樣的新聞。而從目前情況看，這類帶有“黑色幽默”性質的事件，遠遠沒有絕跡。
　　
 
        即便上面有鐵腕，下面照樣敢“假裝”，原因蓋有多種。表面看是工作落實不夠到位，部門和地區環保責任不落實。但“掩耳盜鈴”還有更深的根子。“假環保”折射了一種扭曲政績觀——有些地方并沒有牢固樹立和貫徹發展新理念，仍然奉行片面追求政績的GDP主義至上理論。因為不把環保當回事，個別領導干部一邊嘴上反對形式主義、一邊以更嚴重的形式主義糊弄應付。某些因污染獲益的企業，似乎也被呵護慣了，對動真碰硬的環保督查執法行動適應不了，也不愿適應。而治污投資成本比起“假裝治污”來要大得多，某些地方政府部門甚至與“排放大戶”們達成默契，你照排你的污染，我照長我的GDP，至于對付上級檢查，自然是“合演一臺戲”。
　　
 
        今天被“假裝”的，也不只是治污。曾幾何時，數字出官、官出數據已經達到瘋狂的地步。2014年，中央巡視組首輪巡視遼寧時就嚴肅指出，“遼寧全省普遍存在經濟數據造假問題”，揭開數據造假的重重迷霧。此后，從脫貧攻堅到影視產業到新經濟領域，形形色色的“造假”在各行各業大行其道。有地方官員為政績不惜造假，也有企業為盈利不惜造假，甚至有貓鼠共謀、擊鼓傳花的故事，結果把階段性問題拖延成歷史問題，讓更大的危機跑到了改革的前頭，甚至跌入所謂“轉型期陷阱”。
　　
 
        “假裝”層出不窮，根本原因在于造假動力大于造假成本。這就好比過低的違法成本一定阻擋不住違法沖動。只要通過造假獲利的誘惑足夠充足，并且造假行為受到的約束相對有限，就必然會滋生各種造假行為，至于政府公信力、企業形象，都可以不管不顧。而要杜絕“假裝”，自然需要從“抬高成本”上入手，并通過制度的約束，切斷靠假裝獲益的“利益鏈”。
　　
 
        就“治污”來說，科學治污，要在治官。以環保督查為代表的一系列新制度，已經在官員頭頂懸起達摩克里斯之劍。而這種約束，還可以更細、更嚴。比如，不妨參照負面清單的做法，按照《刑法》《環境保護違法違紀行為處分暫行規定》等法律法規，細化追責追查規則，讓“假裝”治污者無裝可假，讓“假裝”治污者付出超過造假成本的數倍代價，使之一驚、使之一懼，直至以“環境監管失職罪”追究刑事責任。同時，還要優化干部考核方式，不準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縱容、唆使、暗示或強迫下級弄虛作假，獎懲并舉，真正形成體現發展新理念、突出環保導向的科學政績觀。
　　
 
        同時，科學治污，重在企業。企業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細胞，也是治理污染的責任主體，不能讓其置身于社會責任度外。“上下同欲者勝”，在鼓勵企業合法經營的同時，在治污問題上，還要緊緊扭住企業這個治污主體不放松、不放手、不放棄，強化意識、細化指標、扎緊籬笆，不斷提升其社會道德責任感，讓科學治污、自覺治污在環保攻堅的困境中漸漸締結、凝成共識、開枝散葉。
　　
 
        “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”，習近平同志的堅定表達，不僅闡述了一種理念追求，同樣應當被視為一條鐵律，一種在生態文明視野下必須樹立、不可違逆的發展觀。而任何一個領域的發展，“造假”都是最不能容忍的大患。虛假治污、假裝治污比不治污更可惡，有組織地應付應對檢查更是惡劣至極，一旦成為積習，不僅政府公信力蕩然無存、政風社風扭曲變異，更可能影響黨的執政之基——其實哪個方面的“假裝”，不是如此呢？！